道德与法律为什么必须兼备，有人从人性深处加于解答，东汉人徐干说：天生蒸民，其性一也：刻肌亏体，所同恶也。
[43]这就是说，人们正常的需要是天理，过多过好的追求是人欲。在我们看来，这其中起主导和推动作用的是生产方式的变化，尤其是商品交换的发生与发展。
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这种案子，在《周礼》中是作为讼来解决的，由地官来处理，不入刑。又如杂律422：罢奴婢马牛立券规定：诸买奴婢、马牛驼骡驴，已过价，不立市券，过三日笞三十。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，躬耕趣时而衣食足，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。这两大块或两大方面，源自人类本性，是人类本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显。
哪些权利是需要法律遏止的或禁绝的，使其不成其为权利。针对税收官吏骚扰客商，求以宽民，反以困商的情形，发出商独非民乎？的吁请。再看看今天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下降，怎么不让人警惕人们在追求个人享受的同时所放弃的道德责任。
同样地，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，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。看来，我们有必要正面地不避重复地回答：道德和权利都从出于人性，是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外化，它们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支撑。它判定，必须是一人一票，就算以不同方式分配投票权更有利于一般利益。没有人为其掉入水中的一个塔勒而付出两个塔勒以重新得到它——它应为此花费多少的问题，在此是一个纯计算问题，但他为何不在其诉讼中做这道计算题？人们不会说，他计算自己的所得并期待成本将落在其对手头上。
此外，也正在从法律中消失。西方法系的情况却又不同，虽然权利在西方法律一直占据主角，但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自发的状态，且更多以特权（奴隶主、封建主、家长的特权）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这是天赋人权或人权神授的另一表现，早就被证伪。[23]也许有人会说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资本论》中都没有反对一般权利的字眼。当道德和权利出现恶的对立时，就需要法律用强大的力量把它们扶回正轨，或保护它们不要出轨、能正常运行。而在公有制条件下，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，虽然还是具体的劳动，但不再是私自的、个别的劳动，一开始就可以体现为社会的一般的劳动，因此在产品交换中不需要货币插手其间，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。
不过，以《拿破仑法典》和《德国民法典》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法系，有一个历史性的大进步，即破除了过去的法律中所体现的阶级特权，把普遍的人权写进了西方法系的法典中。对这一违背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经济现实，斯大林在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一书中试图给出说明，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两种所有制，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，由于所有制不同，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产品互换还需要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来进行，而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，其产品的互换则不需要以货币为媒介，也就是说不用商品交换的形式，而采用计划调拨的方式。这样一来，为权利而斗争的问题似乎变成一个纯计算题，在那里，将相互权衡双方的得失，然而再形成决断。康德绝对命令下的道德。
一极是对私有产权的无情鞭挞，试图通过私有制的消灭而达致一个理想的社会。夫文繁则质衰，末盛则质亏。
就有德沃金等不同意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，认为只是法律规则。但董仲舒认为甲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，父子关系已经断绝，所以乙不应被处死刑。
权利最早也只能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才出现，只有当人们有了私有财产，只有当人们把自己的私有财产与别人的私有财产相区别、相对立的时候，权利这一概念才可能成立。现在我们回到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上来，马克思在这里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，是因为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（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）的同一原则。……在货币消灭之前，平等始终只是口头上的、宪法上的，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。女工伤则寒之原也……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。[83] 贤良文学曰：礼义者，国之基也，而权利者，政之残也。[77] 我们上面有意地选了汉高祖和朱元璋父子的例子，两者的时间跨度有一千六百年，但对于商、利的轻蔑则是相类的，漫长的岁月之流都没有冲淡统治者的轻利之心。
简单地说，社会契约论是指在某一社会时期，人们在各自的权利之间发生争夺，形成混乱。[35]马克思用三段论的辩证逻辑，推断未来社会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，这个个人所有制是什么呢？是现在时兴的众多股民参与的股份制？还是华为公司职工按贡献大小占股的内部股份制？看来后者更吻合一些。
然后他说到人类应该去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，其中的主要标准就是人际关系的友好，而他参照物则是：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、平等和博爱的复活，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。最高法院在选区重划案制定，就投票权利的分配而言，公民们享有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。
[31]以普选权的平等，适乱西方民主政治。误区三：将权利与政治权力通约。
但是，我们在上引孔子论大同社会的那段话，通篇没有提到德字，然而人们的行为随时随地都表现出道德内含，是人性的自然流淌，无须雕饰。[22]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即使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，这个按劳分配实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的权利，因为这里通行的是商品交换的原则，这个原则是资产阶级的。作者自己的祖国，更是以日不落帝国之名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闯，盘下了一百多个殖民地的家当。[53]进入小康（文明社会），道德与权利的冲突日益加剧，我们前面已说到，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，横亘数千年，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斗争之一，而这个思想斗争的背景，实质上就是人们社会生活中道德与权利的对立，道德是利他的，权利是利己的，道德是舍己的，权利是排他的，道德处处施人以惠，权利往往乘人之危，二者几乎没有交集，不应该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。
[37]或许道德与权利更为不同的是，道德更接近人性本源，更未受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，在商品交换未出现以前，它早就存在，充分展现出人性的光辉再其次是教人们如何做。
以量度成贾而征价，以质剂结信而止讼，以贾民禁伪而除诈，以刑罚禁虣而去盗，以泉府同货而敛赊。[50]对于土地、牧群及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关系，我们倾向于这样的认识：在原始时期的农牧业群体中，财产或是公有，或是私有，或者部分公有、部分私有。
第二节 权利的现实存在一 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权利在我们的理论中，生产方式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说到权利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则更不能缺席，或者毋宁说，法律体系最重要的主角之一—权利，从头到尾都受到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，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，权利的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，而生产方式的变化，必须带来权利关系的变化，在这些变化中，又尤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变化最突出、最紧要。其实，权利对rights的这种迻译并不准确，而且造成混乱。
而他怒斥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跖之徒也。讲到中国古代的礼，一般指三礼，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在这三部著作中，多有关于权利的记载和规定，诸如生老病死，迎来送往，生息蕃衍，互敬互爱，和谐共生等。从这几条可以看出，不论官家（国家）还是私人的生命财产，都得到同样的保护。也源于对权利未作明确界定，只认为权利是来自经商所得的货财而加于反对，因此失之偏颇。
在另一个侧面，如涉及到财产（权利）关系，由于宗法关系的介入，法律中的惩罚又比一般情况下要轻，譬如《唐律疏议》盗贼律287盗缌麻小功财物中规定：诸盗缌麻、小功亲财物者，减凡人一等。陈顾远只是其中一例，而另一更有名的法学家竟然这样认为：明白地说，道德诚然是法律所应该承认并且保障的一种社会利益，但是还有其他的许多利益——例如学术、货殖、科学上的发明、衣食住行的改进、个性的发展、生活的舒适，——也是要法律承认和保障并且促进的。
它不是惩罚性的，而是教育型的，引导型的，即使有惩戒，也意在规劝。[16]他现身说法，不以追求利为耻辱（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）：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
所以我们在古代先贤那里看到，他们对不经由商品交换的财产占有，如土地和生活资料，多持包容或鼓励的态度。第三节 权利在古代法制中的表现一 权利被包容在礼中在中国古代，作为财货的权利，虽然不被青睐，但也不是被任意践踏。
